(原載於部落格 wudaCrow’s campsite II)

拍歷史紀錄片很難。是，拍好歷史紀錄片很難，才對。拍一個歷史紀錄片僅是把舊照片影片剪剪接接堆堆疊疊也成，但百衲拼布和疊疊樂玩完了以後，展開了怎麼樣的光景？

就飛機少年工的題材來說，《綠的海平線》處理地夠努力，也能感受到成果。如果要為像柯林頓或布萊德彼特這種人拍紀錄片，隨便湊湊也能有段什麼東西出來。材料多到只能籂選，不必尋找。可是二次大戰時的臺灣飛機少年工不行，當下，他們身處社會的基層；事後，他們退縮時代的邊緣。並不會有全程跟拍的動態影像，所以勢必面臨潦草的書簡、倖存的相片、白雲蒼狗的田野、舖天蓋地的口述等各種形態的材料，而且可能都物以稀為貴。

　　可以想像，一部影片若只有幾個老人面對鏡頭說東道西，加上一堆平面資料，會有多麼──可怕。《綠的海平線》沒那麼可怕，書信的部分，不只原稿旁寫上翻譯，還找來年歲相仿的少年以日語讀出信的內容。我覺得這很要緊，是將平面資料立體的關鍵，關係觀眾如何感知歷史。小小一點點可惜的是，讀信少年的日語發音似乎沒有臺灣腔，不過我這大概已抵達吹毛求疵的境界了。以臺灣影像工作者這麼施展不開的環境，鏡頭的切換、連結、交疊都算有一定質感了。

　　人之於歷史果真如扁舟之於洪流。據說，終戰之後沒幾天，少年工的宿舍就有人賣起了《三民主義》，營舍的舊黑白照片也見到高懸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。然後，有人終於重回南島家園天倫團聚；有人為留母國願意扛著小買賣黑市求生；有人滿心歡喜投向繼（生？）母國，卻在日後的階級鬥爭中因為歷史原罪流放邊彊，結果又成為少數民族的日語教師。很多年以後，當年空襲沒成骨灰的，都有了十分不一樣的人生。難怪蘇子瞻要在浪盡岸邊吟唱著「人生如夢，一樽還酹江月」了。

　　官方要求各學校招募少年工的時候，班導師的口吻神態影響了十一、二歲的孩子們是否舉起自己的手。我最怕老師找人自願做事時，全班默然的尷尬氣氛了。所以如果早個七、八十年出生，我大概要變成造飛機少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