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 郭力昕 評論工作者
（原文刊載於 中國時報2007年2月2日 人間副刊）

當紀錄片的生產和映演，在台灣愈加地傾向成為新的流行與消費性事物時，郭亮吟製作、導演的「綠的海平線」，安靜、深刻的端出一部具有典範價值的紀錄片製作。這部以大量的訪談、影片檔案、資料研究、和聲音所構築起來的歷史陳述，透過對日本殖民末期的台灣少年飛機工的血淚歷史經驗，在微觀取徑的材料裡，勾勒出一個有著宏觀意義的歷史視野。進入晚年的少年工們，追溯自己歷史經驗和記憶的話語，在導演準確的剪裁取捨下，成為一組觀點開放且具有反省力的訊息。

「綠的海平線」展現了台灣少見的紀錄片專業製作水平：厚實細膩的訪談內容與技巧、訪談與檔案影片的精準對位剪接、舒緩沉穩的運鏡、上乘的配樂、層次分明的聲音處理、林強優美而溫暖厚重的閩南語旁白──這些紮實細緻的基本功，在許多急切而鬆垮的紀錄作品裡常不見講究，但郭亮吟一絲一毫嚴謹以對。導演與製作團隊的謙抑、嚴謹、與專業，清楚反映在這部影片的製作水平與作品氣質上，幾乎無懈可擊。

同樣令人敬佩的，是這部作品展現的人道主義的層次。「綠的海平線」裡台灣少年工故事讓人深刻動容，在於它並非設計、炮製強迫性的速成感動，而是讓事實與歷史本身感動觀眾，進而能有反省歷史、認識問題的空間。本片的另一個更高的人道主義境界，則在於此作品寬容地看待歷史洪流與悲劇下的小人物，讓「人」的意義，不至於陪葬在歷史事件產生的政治效應或道德審判裡。

例如，當初強迫學生「志願」赴日造機的嚴苛日本教師高橋通，在訪談中追憶那些被美軍轟炸身亡的台灣學生時，難過落淚；而倖存的一些台灣學生，在書信中仍表達著對高橋老師的敬愛與懷念。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良善情感，於此彰顯。此外，受訪者追憶，當日本戰敗的消息傳來，可以返鄉的台灣少年工，卻跟著日本人一起落淚；這並非台灣少年工在國家認同上根深的歸向日本，而是因為他們一生的前景想像皆已押注於此，當然感到失落。在民眾生命經驗的層次上，這些情緒不能輕率的以仇日／親日等簡化的民族認同概念來理解。

我認為此片作為歷史課，最大的一個價值，在於它透過少年工的生命史，見證了台灣族群（矛盾）歷史的某些來龍去脈。郭亮吟導演高明的是，在看似客觀多元開放的歷史陳述裡，不著痕跡的對今日島嶼上主要衝突的族群，分別提供了反省的訊息。對急於以此片當作另一個強化台灣國族認同材料的人，不應選擇性地避開一個事實：台灣人當時亦有對中國嚮往者（雖然後來也跟著吃了文革的苦頭），並非如一些急於與中國切斷血脈的人所製造的片面放大的歷史觀。至於讓台灣人民在日本殖民者之後，繼續吃更多苦頭的國民黨政權，卻至今不看那段歷史的一些外省族群，更可以在此理解閩客台灣人親日的經驗性歷史因素，亦可從國民黨政權如何對待遣返回台之少年工的方式，瞭解為何台灣人懼恨外省人、轉而懷念日本殖民者。

「綠的海平線」出現在擾攘的2006年，安靜緩慢地呈現一種嚴謹、深刻的紀錄精神，讓台灣的紀錄片文化，不至全面地浮誇媚俗，可以有沈澱得下來的成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