紀錄片 | 綠的海平線

（文╱藤田修平）

因為台灣南方影展的邀請，很高興有機會和台灣觀眾分享電影「寧靜夏日」，同時，也回想起在台灣拍攝電影時的點點滴滴。雖然電影裡許多場景已不復見，但很希望能夠再重訪台灣。

從2001年開拍「寧靜夏日」，因為製作經費拮据，我花了4年的時間才將影片完成。工作人員中，除了我和兩位演員（蔭山征彥和Renato Oytas）以外，都是台灣人。電影裡的每個場景全在台灣拍攝，並在台灣的中影和台北影業完成光學聲帶和電影拷貝，這一切對我來說是相當難忘而富有挑戰性的經驗…

2000年，我曾來台灣協助朋友拍攝劇情片和紀錄片，因而認識攝影師林贊庭，他受過日本教育，日語很流利，給我許多在台灣拍片的建議，並介紹我一位台灣的資深演員—常楓。已經80歲的常楓，出身中國東北，經歷過日本殖民時期，因此會說日語，曾任職於當時「滿州國」的「日本橫濱商業銀行」，他對於電影和表演的堅持和熱情，帶給我很大的影響。同時，因為有台灣朋友的大力協助，還有多位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學生的熱心參與，電影「寧靜夏日」才能順利完成拍攝。林強的音樂，是我以前認識台灣文化的管道之一，這一次能夠和他一起合作電影配樂，是相當難得而寶貴的機會。

電影「寧靜夏日」裡的情節多來自於我在台灣的生活經驗，或是我在台灣拍攝紀錄片時，對台灣社會和人的觀察。這部電影的主題，有關於「孤獨」和在台灣生活的外國人的關係。還記得來台灣時，夏天潮溼悶熱，住在人聲鼎沸的台北西門町，我一個人卻常覺得很孤單，似乎每個都市都有它疏離冷漠的一面，即使是富有人情味的台灣也不例外。剛來台灣的我聽不懂中文，只能用英文溝通，因此和會說英文的菲律賓外勞，很容易打成一片。我曾住在中山北路附近，有一天在路上認識賣電話卡的菲律賓人Renato，而為好朋友，進而了解外勞在台灣的處境。在台灣遇到許多難忘的人、事、物，我開始有了在台灣拍攝「寧靜夏日」的構想。

拍攝「寧靜夏日」之前，我在花蓮林田山訪問耆老時，得知當地曾有一位日本人在戰後留在林田山的林場裡工作，他兒子娶了當地原住民為妻，有一天卻在河邊服毒自殺身亡，原因不明。我聽說第三代的孫女後來被親戚接回日本，再也沒有回去過林田山，而當地老一輩的人仍記得這一家人的故事。我時常想像這個女孩在日本結婚、生子，如果她的兒子後來再回到台灣尋訪關於母親的記憶，他在旅程上會看到什麼樣的風景？會遇到什麼樣的人？這也是我構思「寧靜夏日」故事的開始。

因為沒有足夠的預算，這部電影在台灣的拍攝了兩個夏天才完成。第一年在花蓮林田山拍攝時，有「小九份」之稱的日式木造宿舍，在我們拍攝完後的一個禮拜，發生大火而全數燒毀，「寧靜夏日」意外地記錄了林田山「小九份」的最後身影，電影中的多處場景也保存了許多林田山當地人的記憶。2002年，我將部份的電影畫面和訪談剪輯一部記錄短片，在村落裡放映給當地居民看，許多老人家看見關於林田山的影像記錄，忍不住掉下眼淚…電影裡，「寧靜夏日」交錯了過去歷史的記憶和現代生活的疏離….雖然這是一部劇情片，但同時也記錄了許多台灣場景，如影片拍攝完後，花蓮 光復糖廠轉型成為觀光糖廠，而台北臥龍街的下內埔營區，也在改建計畫之下將被拆除，紅樓後方被燒毀的西門市場也重建為觀光市集。

我們在台北孔廟內拍攝時，工作人員解釋教室牆上的毛筆字「寧靜致遠」給我聽，這4個字的意境和毛筆字的美感深深觸動了我。當我在籌備這部電影時，夏季初始，每天生活中都會聽到蟲鳴蟬叫。對一個獨自生活在台灣的外國人聽來，這樣聽似「熱鬧」的聲音，有時卻反而令人覺得更「安靜」、「孤單」，也因此我將片名取為「寧靜夏日」。